俗话说“好人没长寿，祸害遗千年。”似乎有些道理，也让人们看到更多做人的道理。

当然，人不能做坏蛋，要做好人。可是好人没长寿，也就只能做口头上的好人了，只要不祸害别人就算是好人，就更别提帮助别人了。

(资料图片)

古代官员喜欢任用小人，不喜欢任用君子，因为君子有做人的底线，会依据道德和法律做事，不会简单地唯命是从，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小人做事没有底线，可以无所不为。官员做事有时候做在明面上，有时候要做在暗地里，要是任用君子，就会被监督，处处掣肘，任用小人就没有这种种限制，而是随意指挥，小人就可以按照指挥来做事，即便搞了一些灰色交易，小人也会忙不迭地去办，还要办好，不声张。

君子算是好人了，满嘴仁义道德，可以帮助别人，可以为天下着想，可以哀民生之多艰，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命进谏。这样的人大多没有长寿的，从比干到伯夷、叔齐，从屈原到岳飞，都被当权者忌惮，也都没有长寿。他们要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已经把自己提升到家国的层面，也就有了很浓重的家国情怀。但是，皇帝并不一定允许他们存在，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有能耐的大臣都是皇帝的大臣，而不能逆龙鳞，甚至别人诬告，大臣就要被贬谪，甚至被处死。后世很多人都在为他们鸣不平，其实并非人们知道内幕，而是被朝中和被贬谪的官员关系好的官员带动起来，要鸣不平，要说他们才是忠臣良将。当然，老百姓并不完全愚昧，知道谁对他们好，谁替他们说话了。于是，那些君子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圣贤，即便没有做到高官，也能声名显赫，流芳百世。

古代很多朝代都有官民对立的矛盾，君子们本来已经做了官，就遵从官场的潜规则，为了自己的好日子拼命搜刮，而不是替老百姓说话。可是，他们却深受儒家圣贤教育的影响，要做为民请命的圣贤，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可是，在那样的时代，无官不贪，连同皇帝都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君子们要想为老百姓说句话，得有多难？肯定会以身犯难，甚至要死谏，也就被皇帝忌惮了，轻者贬官，发配，重者杀头，甚至命丧当场。好人向来都是如此，会把自己融入集体之中，获得博大的情怀。即便这种博大情怀只是一种高度自恋的产物，也认为是真的，是应该为之奋斗终生的。

历史上应该有这样的英雄好汉，也应该有这样的好人。他们在乎的是名声，而不是实有的利益。于是，他们要主动以天下为己任，主动帮助别人，而不会像小人一样只会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小人不会把自己融入集体之中，更不会站在老百姓一边，为老百姓说话。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一些书生考中之后，做了官员，迅速蜕变为官场的小人，忘掉了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转而谋求功名富贵。互相倾轧，拼命搜刮，卖官鬻爵，大搞权力寻租，几乎成了官场通行的惯例。他们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肥了自己，却还要自称官老爷，对老百姓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们就成了祸害，但老百姓无力改变他们，也无力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更不能改变整个官僚体制。即便有农民起义发生，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也大多要承袭旧王朝的典章制度，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么干，只是把套在老百姓脖子上的锁链放松了一些而已，当然也有的新王朝勒紧了老百姓脖子上的锁链，致使更大的民变产生。皇帝本身成了小人，就难怪官场到处充满小人了。皇帝成了祸害，官僚们也就都成了祸害。

宋徽宗每年都要征收“花石纲”，弄得民怨沸腾，而各级官员在执行皇帝命令的时候，层层加码，致使底层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间爆发了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都在反对皇帝和各级官僚的搜刮。方腊、宋江都被镇压了，而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也就灭亡了。但是，宋高宗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自得其乐倒是事实，反而成就了另外一帮小人，一帮祸害。

民间的老百姓中有好人，也有祸害。好人只是秉持一片公心，为大家办事，为集体操心，费心劳力，却顾不上照顾自己的身体，有病还要坚持工作，经常会小病养成大病，也就过早地死掉了。而小人偏偏注重养生，注重长寿，毕竟，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甚至要损人利己，却能够活得长久。似乎，生命的价值不能只看长度，还应该看宽度。不看寿命的长短，而是看为人们办了多少好事，做出了多少贡献。

如此一来，那些为人们办事的好人们就会精神不朽，而那些只为了自己利益的祸害们即便长寿了，也会留下骂名，甚至要被骂上千年，也就得不偿失了。

做人还是不要只顾着自己，只顾着眼前，而是要看到家国层面，看到以后。做好人，不要成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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