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务管理的愿望日趋强烈。

因此，新时代如何找到各阶层利益的最佳契合点，帮助、引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难点。

第二，农村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突出，化解难度较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以家庭和邻里矛盾为主，逐渐转变为涉及宅基地、土地承包、项目征地、林地收益等经济纠纷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由于干群关系紧张、政策宣传执行不到位等导致的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单位间的矛盾纠纷，村民选举纠纷、医疗纠纷、环境保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不断，甚至存在大量的群体性矛盾冲突。

总之，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轻微刑事纠纷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面对这些矛盾纠纷，政府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但与群众的迫切需求还存在距离。

第三，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高。

目前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市场经济使农村社会人员流动相对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机会。当

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职责认识比较模糊，服务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习惯于通过会议、行政命令、下发文件等方式推动工作，工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

对待群众，有些基层干部延续单向的管理模式，把农民当作管控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感情用事、处事不公，破坏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第四，精英人口的流失使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净流出加剧，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精英。大量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导致农村社会治理人才短缺、社会治理主体弱化。农民群众在农村事务中“失语”，是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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