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育赛道从单一高考转向多元竞争时，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所谓的“超前学习”模式，究竟是选拔、培养科学人才的必须，还是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功利主义的变体？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基于这两期实证数据，团队最新公布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信会对心系子女教育和成长的家长有一些新的启示。
超前学习：兴趣型学生与功利型学生大异其趣
有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发展确实相对更出色，但是竞赛成绩、大学成绩都不能识别科学兴趣。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结合我们团队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的调研，总体上来说，拥有“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或“提前修读大学课程”这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成就发展相对更出色。
两期调查结果均显示，有上述经历的拔尖学生，相比没有参加过这类项目的拔尖学生，无论是在学业成绩、论文发表等客观指标上，还是在学习动力、自信心和专业兴趣等主观指标上，都有显著更优的表现。
制图：李洁
新一期的调查数据显示，同样是进入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高中学科竞赛获奖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学生在大学成绩显著更高，另两类项目没有显著的成绩优势。有学科竞赛和高中科创经历的拔尖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拔尖学生显著多发表约1篇论文。参与大学先修课和高中科创经历的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学生自我感觉更好，在学习动力、专业兴趣和自信心上均高8%左右。拥有三种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更经常产生创新的想法，更倾向于向他人推介自己的想法并力争获得认可，也更会力争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科研构想。
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
在三类超前学习中，学科竞赛的门槛更高，竞争压力更大，获奖的含金量也更大，而另两类学习相对宽松，更吃重教育资源。于是，学科竞赛群体中，有可能出现与个人兴趣方向背离的严重功利性努力。我们团队也用调查数据区分了兴趣型竞赛生与功利型竞赛生。
数据揭示的分化图景令人深思：竞赛获奖者中，以兴趣为驱动的学生与以升学为目标的群体，在大学阶段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兴趣型竞赛生在大学各方面表现都更加优秀，他们更相信自己在基础理工科专业学习上有更强的天赋与能力，有更加明确和坚定的长期学术规划。其创新潜质如“冒出新点子”“向他人自荐创新想法”“力争资源来实现想法”等的发生比是后者的两倍以上。兴趣型竞赛生比功利型竞赛生在学术志趣的每个题项，包括科研抱负和读博意愿上的发生比都显著高出数倍。
数据也刻画出功利型竞赛生的形象。在中学时，他们以竞赛成绩为敲门砖，为自己争取更优的升学机会，到了大学，他们的优势依旧在于成绩，他们的学业努力仍是未来在前途竞争中换取更好更多选择机会的筹码。但这种看似精明的奋斗却并不明智，因为实证数据显示，他们并不很清楚什么才是对自己更好的选择，在辨志与择业方面都更缺乏准备，空有选择筹码，有陷入“高分迷茫”的可能。这种分化在科创、先修课参与群体中同样存在：兴趣驱动者虽无成绩优势，却在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整合等能力上显著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兴趣型竞赛生的学习成绩与功利型竞赛生是没有差别的，竞赛生在大学的成绩更优是普遍特征，控制多项变量时都能得到这个结果。换言之，竞赛成绩、大学成绩都不能识别科学兴趣。这与一些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所感受体会到的经验相符——学业成绩虽然重要，但远远不够。
在高中课内成绩优异的前提下，保有长期持续的科学兴趣比各种超前学习经历能更好地预测拔尖学生的大学发展。可以说，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优秀”越来越不由高考总分排序定义
超前学习确实与家庭、地区等条件密切相关。如何避免把由资源堆积出来的才能表现误以为是稀缺的天赋，防止选拔不公和对真正人才的忽视，这些都是制度设计者需要考虑的。
从2017—2018学年到2023—2024学年，超前学习经历更加普遍了吗？比较两期调查结果发现，有学科竞赛获奖经历的样本占最大比例，但已从64.5%大幅下降至48.3%；完成科创项目的样本占比从21.9%提升至26.9%；参与大学先修课的样本占比从43.8%提升至45.5%。不过团队调查的样本数据截止到2024年初的拔尖大学生群体。最近一年多，我们观察到一个新的迹象：学科竞赛已重新得到重视，许多中学校长正积极发掘竞赛教练人才；同时，随着“丘成桐少年班”影响的扩大，以少年班为代表的超前学习模式也在兴起。
在国家提倡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大背景下，从中学到大学，整个教育系统对天赋和才能变得更加敏感，“优秀”越来越不完全由高考总分排序来垄断定义。究竟什么是优秀的学生？什么才是“拔尖”？这些问题重新成为值得教育者深思的问题。
那么，目前的竞赛、科创、先修或少年班等超前学习模式又是否足以定义“优秀”和“拔尖”呢？学生超出统考范围的优秀学术准备，如何被大学招生环节制度化地、公平公允地识别出来？这些都是制度设计者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轻易地把由资源堆积出来的才能表现误以为是稀缺的天赋，就会导致选拔不公和对真正人才的忽视。
对比两期调查结果还发现，来自相对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拔尖学生参与超前学习经历的比例有所提高。例如，父亲为农民的学生群体在学科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与参与大学先修课上的占比分别上升了3.6%、5.5%和3.4%；父亲为工人的学生群体在三类培养项目上的占比分别上升了6.7%、4.0%和8.9%。农村及乡镇生源学生群体在三类培养项目上的占比分别上升了6.6%、4.1%和6.0%。女生在三类培养项目上的占比分别上升了0.9%、4.5%和3.4%。
不可否认，超前学习高度依赖于资源投入，不论是地区和学校的投入，还是家庭的投入，两期调查结果均显示：其一，与来自农村、乡镇或非省会城市的拔尖学生相比，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学生拥有显著更大的概率参与超前学习；其二，除了学科竞赛获奖与家庭收入不相关外，完成科创项目和参与大学先修课都与家庭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三，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拔尖学生越有可能投身于超前学习。
这些结论说明，超前学习的资源多集中于大学所在的省会等大城市，而能否利用好这些机会，则与以母亲学历为表征的家庭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超前学习不等于过度教育
家长的教育焦虑以及培训机构的刺激和渲染带来的竞争激烈态势的假象，往往会带来过度教育，这种“超前学习”对孩子甚至对潜在拔尖人才带来真正的伤害。
目前，对于理工型拔尖层次的人才，无论是从识别、选拔还是培养，正不断拓展范围。但从现状来看，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够成熟稳定的现象，甚至不免在局部存在一些乱象。比如，旨在为拔尖学生提供成长沃土的教育资源正不断丰富，但在短期内仍难以实现普遍配置。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超前学习经历与家庭条件的相关性表明，家庭教育的影响力已然融入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此情此景下，家长究竟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识别子女的天赋与能力，尊重他们的志向和兴趣，这对于他们获得适切的教育并充分施展才华，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早发现、早培养”的教育项目，一则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精力和教育成本，二则不免与饱受诟病的“抢跑式”“内卷化”超前学习存在千丝万缕关系，家长常常陷入困惑。
我们要认识到，“超前学习”不等于“过度教育”。“超前”的意思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超出了相同学龄的各科目平均水平，衡量“超前”与否的客观标准是统一的课标和教学进度。既然国家要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一定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平均水平上培养人。承认超越一般水准的学业追求的正当性，不仅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更有助于国家和社会识别人才。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恰当的“过度教育”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当学生在志趣态度和才智力量上都缺乏准备、但学习任务却已多到无法消化，他们只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一旦受教育的时间结束，就会愤愤然地放弃所学的一切——这才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应当坚决予以制止的“过度教育”。
在我们身边，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往往是家长忽视了对孩子本人的观察和理解，却把想象中的“竞争态势”强加给孩子，一味地追求超前于课标来取得竞争优势，结果造成对孩子过度教育的伤害。有时候，这种“竞争态势”的感受来自附近的其他人，有时候则是受到出于商业目的的培训机构的刺激和渲染。这种为了学业竞争而超前学习，其带来的直接风险便体现在我们调查中那些功利型与兴趣型拔尖学生在一流大学里发展状态的差异上。
对才能出色的拔尖学生而言，违背兴趣的过度努力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有害的。真正的自信源于对自我的全面认知与接纳，是自我的成全。当一个人从事热爱的事业，内心会无条件地燃起激情，体验到天赋的使命感；当一个人明知自己不感兴趣却为了其他目的迫使自己做出成绩，当然会意识到自己没有率性而为，内心中不自信的虚怯便会积累起来。
所以，当前特别要紧的是设定“超前学习”的安全边界：超前，但不过度。调查显示，学生对自己的学力自信和兴趣匹配是两个“防止过度”的关键指标。如果孩子在该领域的学习中能持续获得“我能胜任”的积极反馈，甚至不知疲倦、觉得“越学越感兴趣”而不是“越学越厌倦、越倒胃口”，就说明这样的超前没有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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